hello大家好,我是大學網網小航來為大家解答以上問題,馮韻嫻為什么會忘詞,馮韻嫻我不是戰地玫瑰)很多人還不知道,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來源:河南日報網
(資料圖片)
河南日報客戶端記者 劉洋
距離馮韻嫻第一次被槍指著頭,時間已過去了8年。
八年間,頂著“央視戰地女記者”的身份,馮韻嫻不停地在戰亂頻仍的中東地區輾轉,雖然再也沒有被軟禁或者圍困過,但那段在利比亞的遭遇不是輕易能夠消減的。直到今年,她才將那段刻骨銘心的生死記憶梳理沉淀,集結成一本《生死96小時——中國女記者利比亞突圍記》,算是對自己的一個交待。
11月的最后一天,馮韻嫻帶著這本由水均益、楊瀾聯合推薦的書來到鄭州松社書店。談起被卡扎菲政府軍圍困的往事,出人意料的輕松自在,再搭配長發及腰的文靜外表,戰爭仿佛在她心里沒有留下過于沉重的烙印。
“無知者無畏,到最后就拼人品吧”
馮韻嫻自嘲是神經比較大條的那類人。“我有一種自動防御機制,盡量讓我和戰爭里的人不要產生情緒上的任何共鳴。但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她說。
被卡扎菲政府軍圍困到最終突圍,當時25歲的馮韻嫻用了96個小時。五天四夜里,她和來自世界各地的37位記者躲在里克索斯酒店沒有窗戶的房間里,只能通過墻外槍炮聲的密集程度感受雙方交火的激烈程度。24小時不離身的防彈背心后面,用白色膠布貼上“TV”二字,白毛巾緊緊纏在身上,用阿拉伯文在白紙上寫下“記者!記者!”,張帖在房間門口。她說:“我們把一切能夠做的預防措施全部做了,至于能不能活著走出去,就得靠人品了。”
漫長的96個小時被無數事情分割成一片片記憶碎片。剛開始,他們還能用“英雄,就是每天為自己提一口氣”互相鼓勵著,到了第三天,這口氣泄得差不多了,再加上斷水斷電、食物匱乏,有的人崩潰了要跳樓,有的人打開攝像器材給家人錄遺言,有的則打通電話強忍淚水給家人報平安……在馮韻嫻眼里,恐懼和絕望像幽靈一樣在整個酒店里蔓延。
當陽臺玻璃上赫然出現彈孔,流彈的碎片灑在落地窗上,生與死的考驗終于逼近了。事情卻陡然有了轉機。當地時間2011年8月23日晚上,反對派武裝占領了卡扎菲的住所,卡扎菲跑了。記者們欣喜若狂地將這條消息通知看守他們的政府軍,而這些被遺棄的人固執地執行著原來的命令。當他們最終了解真相,放下武器掩面大哭,馮韻嫻和同行們也得以走出酒店,重獲自由。在相擁而泣后,馮韻嫻說,“我第一反應是要洗澡,還要趕緊回國,看《變形金剛3》。”
直到現在,馮韻嫻還是認為當年的直覺很準確。“我當時就本能的覺得肯定會安全突圍。”她說,“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勇敢更應該叫無知者無畏,主要是無知,不知道前路有多危險。”
“戰爭的殘酷讓我不敢體驗難民們的情感”
出生于無錫的馮韻嫻,在踏上戰爭的土地之前,對“死亡”的概念僅限于字典上的意義,也想過著悠然自得的生活。這點從她用了多年的微信頭像——一只慵懶地躺在荷葉上的青蛙,能夠看出一些端倪。
直到在西藏采訪時接到那條短信,她用了十幾秒就做出人生重大抉擇:成為一名戰地記者。
用“去新疆出差”的理由瞞過家人,自己拿著沉重的機器折騰了20多個小時才進入利比亞。隨著“砰、砰、砰”的槍響,馮韻嫻明白,戰地到了。
在這片戰火紛飛的土地上,被當地人稱為“伊卜”的馮韻嫻第一次采訪就是面對30多具尸體,并親耳聽到阿拉伯人喊出“打倒偽善的美帝國主義”這句只有在歷史教科書上看到的口號。她說,當時的震撼直到現在都無法用言語表達,她只是呆呆的站著,沒有采訪,只是靜靜地看著旁邊哭天搶地的人們。“那一刻,我確實有一種極度的無助感。”
后來,馮韻嫻見過一個在空襲中對未來失去信心而企圖自殺的孩子,結識了一個在妻子突然失蹤后才發現妻子是反對派秘密成員的政府軍官員,認識了一個熱情友善卻很快被政府軍逮捕的情報人員,還僥幸躲過了一次屠殺……這些只有電影里的情節,她都親身經歷了。
令她記憶深刻的是遇見了一個18歲的“穆罕默德”。這個從3歲起就被卡扎菲收養的孤兒,長大后的任務就是替卡扎菲嘗菜試毒。他是負責看住記者的政府軍之一,與馮韻嫻等記者一起做過飯,一起給酒店大堂快死的金魚換過水,戰爭的冷漠在他們之間有了些許溫情。最后,當記者們自由的時候,馮韻嫻希望穆罕穆德也去尋找自己的自由,但穆罕默德拒絕了。
“那孩子說,酒店是卡扎菲的,他不能走。”馮韻嫻到現在都不知道穆罕默德是生是死,“這場戰爭跟他有什么關系?跟利比亞人民又有什么關系?但他們卻是最大的受害者。戰爭的殘酷讓我在心里條件反射般地砌了一堵墻,將自己與這個黑洞隔離。”
“玫瑰不玫瑰無所謂,只要平安健康活著就好”
水均益在推薦語中寫道,“馮韻嫻以最大的同理心去體悟戰爭中個體的境遇,將極端情境下人們做出的艱難抉擇鋪展開來……她讓我看見了人性之復雜”。楊瀾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這位有著文雅名字的女記者……在她的字里行間,我看到的是對生命的關懷與悲憫”。
在馮韻嫻的戰地報道中,角度的確是面對普通平民的。她說,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她的所有外出采訪都必須在卡扎菲政府媒體局的安排下進行,幾乎沒有太多選擇的余地。那么,國內觀眾能夠看到的信息更少,無非都是一些數字。而在這些數字背后,有著太多不為人知的殘酷人生。
書里的第一張照片,是馮韻嫻與一個利比亞小男孩的合影。照片上,馮韻嫻小的可愛,但那個一頭卷發的小男孩卻面無表情,只有一雙大眼睛充滿著好奇地瞪著前方。她說,戰爭毀了這些孩子的未來。不停地戰爭讓這些國家成為一部急速下降的電梯,而我們中國則是一部急速上升的電梯。“我還能抽身離去,這些國家的人再努力,也很難逃開電梯本身,這是最大的悲哀。在這片被戰火蹂躪的土地上,贏的人都輸了,所有人的期望都落空了。”
從戰火回到人間煙火,馮韻嫻的人生觀、世界觀悄然起了變化。她現在看到街頭吵架的情侶或者拌嘴的老人,都會覺得“這也是一種幸福”。在經歷過太多次人性臨界點的極端情況后,她已不再輕易評價別人,也不再強調世界非黑即白。
馮韻嫻認為,戰地記者這段經歷打開了自己對世界和生命的包容。世間很多事情沒有絕對的對和錯,不同立場就會有不同判斷。“每個戰地記者都是懷揣著勇氣來到利比亞的,但說實話誰都沒有想過要獻出生命。很多時候,我們的報道并不能左右和改變當地人民的命運。在我看來,平安、開心、健康地活著最重要,然后才有機會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至于是否是一朵“戰地玫瑰”,馮韻嫻笑著說,太浪漫了,不適合。在戰地,每天能洗干凈就不錯了,跟玫瑰差得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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