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以北宋時期的宋江起義為原型，向我們講述了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漢反抗欺壓、壯大梁山，后來在宋江的帶領下接受宋朝招安，最終隕落的故事。

這樣一個恢弘大氣、蕩氣回腸的故事，開篇卻不是從一百零八位好漢開始寫起，反而用一場瘟疫來拉開故事的序幕。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作者這樣寫的用意是為何呢？其實里面蘊藏有一定隱情，絕不是隨意設置。

一、對小說的構造形成

在文學作品中，環境描寫的作用之一是烘托氣氛。《水滸傳》開篇對瘟疫的描寫就屬于一種環境描寫，烘托出了緊張的氛圍，同時也為全文定下悲劇基調。

瘟疫作為一種惡性傳染病，對人類生存有著巨大威脅。在醫療技術尚不發達的古代，古人大多“談疫色變”。

《水滸傳》中對開篇的疫病描寫道：“嘉佑三年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癥，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將來。”

可見此次疫病的擴散范圍之廣、造成危害的程度之深......

在這樣的環境下，人人自危，人們對自己未來是否會患上疾病都充滿未知性，產生一種緊張感，這種緊張感會給讀者帶來一種“懸念”，讓讀者迫切地想要將這一“懸念”揭曉。

從而將瘟疫的未知感和小說的敘事緊密結合，營造了一種別樣的美感。

除了烘托氣氛外，原文中就已經交代了敘述此次瘟疫的目的，那便是作為“楔子”，闡述整個故事的“因”。

從而方便揭示后文何“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間，哄動宋朝乾坤，鬧遍趙家社稷”的“果”。

這樣一來，便將故事從宏觀背景轉移到了正文上來，起到統攝全文作用。

二、歷史照進現實，反應時代背景

除了以上這點外，這場瘟疫還反應宋仁宗時期的思想文化，即：讖緯迷信以及“病態”的求神心理。面對疫病，即便是作為天子的宋仁宗也束手無策。

——宋仁宗雖即刻命令翰林院起草詔令，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免去所有民間稅賦；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禳災，希望通過行善事來消滅瘟疫。

但這些都沒能阻止疫病的腳步，迫于無奈，宋仁宗只得請來張天師，請他做法來祛除瘟疫。

宋仁宗這種靠人力無法扭轉局面，便試圖通過神力來解決的想法，恰好反應出了封建社會對于不可消除的疫病的無奈，同時也顯示出一種“病態”的求神心理。

這種“病態”的心理，也側面闡述了后文中的梁山好漢們不會從自身思考，無法看見宋朝在封建社會制度華麗外衣下腐爛敗壞內因的緣由。

同時，也反應了當時封建社會的一個末代朝廷容易產生的現象，即：高俅、洪太尉等人既不會為國分憂，也不體恤百姓，反而貪污橫行，攪得整個大宋民不聊生......

這樣的一個現象也帶壞了整個大宋的社會風氣，讓一些社會中小人物也變得“病態”起來，比如閻婆惜、鎮關西等人，這些人追名逐利，舉手投足間都充滿市儈的氣息。

這些“病態”的人或事，都直接、間接推動梁山起義爆發。

三、作者如此設置的深層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瘟疫爆發的時間為嘉祐三年春。

但在歷史上，盡管宋朝時期確有瘟疫發生，但嘉祐三年春并沒有任何大型瘟疫爆發的情況，宋仁宗在位時期更是被稱為“仁宗盛治”。

那施耐庵又為何要這樣寫呢？

一方面，虛構這一場瘟疫是為將瘟疫抽象化為一種符號，創造出混亂無序的社會環境從而突出宋朝當時內憂外患的情況；另一方面，則是讓整個故事具有敘事上的意義。

這場瘟疫也暗示著后文的走向——戰亂即將爆發。

開篇在寫到張天師在進行七天七夜的做法之后，“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在讀者以為疫病即將消散之際，卻將筆鋒一轉，寫道：一百零八個妖魔 “往四面八方去了”。

這里所說的一百零八個妖魔，指的就是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漢，這些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妖魔”在齊聚梁山后，便開始起義、征戰，造成后來的局面。

開篇在對瘟疫進行描寫的同時，也刻畫出整個故事的核心人物。

開頭對瘟疫的描寫緊緊圍繞著擁護皇權的題旨展開：宋仁宗迫切地想將瘟疫消除，以獲得百姓地信任，從而維護皇權；大臣們也因“君臣之禮”而忙于建言獻策，從而間接維護皇權。

可見：封建社會皇權至上的觀念十分嚴重。

而對洪太尉叩請張天師的情節描寫，則體現出其追名逐利，狐假虎威的特點來。

比如洪太尉在前去請張天師的途中，“大小官員，出郭迎接”，但張天師及其他道眾卻不來迎接，反而要讓他先沐浴齋戒后，才能見張天師。

這便讓張天師產生一絲不快出來，心想張天師又沒有要職在身，怎么敢如此對待他這個朝廷欽差？

除了開頭，文章也有許多其他地方出現瘟疫的“殘影”。

比如第一百六十回中寫道：“此時杭州城內瘟疫盛行，已病倒六員將佐：是張橫、穆弘、孔明、朱貴、楊林、白勝……”這六人最終也死于這場瘟疫。

這樣的處理，更加劇了故事悲劇性，同時也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梁山好漢們不畏貪官污吏、重情重義，最終卻死于小小疫病。

這種對比產生的效果，就像金圣嘆所加的“夢”的結局一般虛幻，給人一種身處封建社會無力反抗的一種無奈，這也是作者施耐庵筆法高明的所在之處。

總結

總的來說，施耐庵在《水滸傳》開頭以瘟疫開篇，從技法上來講，是為了烘托一種緊張的氛圍、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為全文奠定基調、暗示故事的發展走向以及核心人物的性格特點。

從主旨的角度來看，施耐庵采用虛實結合的手法，以宣張天師進京做法驅邪為虛寫，以欽差洪太尉上龍虎山叩請張天師為實寫。

揭露了封建社會的讖緯迷信、對皇權的擁護以及貪官污吏的丑惡嘴臉，從而達到奚落皇帝的目的。這一目的，也一直貫穿《水滸傳》全文，使《水滸傳》成為討伐封建統治階級的戰斗檄文。

不得不說，作者如此設計太過于巧妙了，瘟疫這個看似尋常的“影”，卻寫出了本文最真實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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