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衛·多德韋爾，譯/劉嘯云】
“去風險化”，這一模棱兩可卻異常流行的語詞，充斥著如今的地緣政治世界。在美國政客的語境下，“去風險化”往往與中國聯系在一起；在德國實業家看來，這一詞語的含義更偏向于減少對電動汽車、鋰電池和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對其他人而言，“去風險化”則意味著改善后疫情時代那脆弱的供應鏈，并在所有人都被烤熟之前緩解全球變暖。
(資料圖)
事實上，在這個危機重重的世界上，“去風險化”的含義相當復雜。無怪乎部分學者認為，世界面臨著“多元危機”。
顯然，“去風險化”的前提是，我們必須能夠評估風險，判斷哪些風險是有威脅的、哪些是可承受的。
華盛頓方面似乎達成了新的共識：對美國生死攸關的風險源于中國，而非源于槍支暴力、債務危機（美國人早已習慣與之共存，似乎也很樂意繼續與之共存）、國家政治的失靈或全球變暖引發的洪水和山火。只有中國——無論是鋰、稀土、TikTok，還是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
這一觀點顯得過于簡單而天真。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進程中，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高度依賴于種種中國商品。考慮到中國在當今世界貿易中所占的巨大份額，這是不可避免的。
Quartz近期的數據顯示，美國99%的電熱毯、98%的可折疊雨傘、97%的塑料花、97%的烤面包機和95%的嬰兒車都源于中國。不過，在多數美國人看來，這種依賴并非不可接受——除非他們相信中國人在電熱毯里藏了芯片，用以監控他們的睡眠情況和私生活。
其他方面的依賴則較為令人擔憂：據稱，美國90%的抗生素和大部分的芬太尼（即美國阿片類藥物危機的“主犯”）源于中國。美國還依賴中國產的稀土，數千種美國產品都需依靠由中國稀土制造的強力磁鐵。
中國安徽的電池生產線（圖源：路透社）
更糟糕的是，由于美國高度依賴中國的汽車電池及其原材料（包括鋰和鈷），美國汽車行業遭到了顯著威脅，數百萬個相關崗位岌岌可危，日本和德國的汽車制造商也為此夜不能寐。
但是，美國由此吸取的“去風險化”經驗教訓，應當是尋求更多樣的進口源、開發替代性產品、簡化供應鏈（鑒于疫情期間供應鏈非常混亂），并增強必要的儲備以確保韌性。
芯片供應鏈的脆弱程度顯然高居全球榜首。鑒于此，美國確實有理由擔心，中國企業會將當今最微小、最強大的芯片用于開發軍民兩用技術。
然而，中國并非最主要的風險來源：英國的Arm、荷蘭的ASML和臺灣半導體公司等企業掌握著最先進芯片的設計和制造能力，且擁有制造芯片的機器。全球的芯片行業均由6個國家和地區的少數幾家公司主導——假如面向的是國內市場而非全球市場，反壟斷機構早就采取行動了。
正如塔夫茨大學的克里斯·米勒在其權威著作《芯片戰爭》中所言，“縱觀（全球）經濟的各個領域，唯有芯片行業的頭部公司數量如此之少。”
假如人們真的為這些風險憂慮，就不應當一味指責中國，而應致力于國際協調，以建立一個全球競爭權威機構，從而解決市場過于集中的問題。
要真正緩解目前的主要風險，還需從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帶來的危險中吸取教訓，識別金融部門混亂引發的附帶風險。
也就是說，我們要意識到，最嚴重的威脅往往出現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國的高鐵總長4.2萬公里，是迄今全球最新、最大、最令人震撼的高鐵網絡，誰能想到，其面臨的危機竟源于污水處理系統呢？高鐵站無法處理火車停靠期間產生的所有廢物，在此積累的廢物數千倍于城市污水系統。
真正有心緩解風險的人還應注意到，美國當前以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實現“去風險化”的行為，本身也包含著嚴重的風險：關稅、減弱的國際競爭以及出口壁壘，將使美國企業喪失競爭力。
美國政府糾結于中國，但事實上，中國并不如其幻想的那樣懷有惡意，也遠非最具威脅性的風險。這一做法于世界有害，而且，值此全球經濟疲軟之際，此舉將進一步妨害全球經濟復蘇，并分散人們對氣候變化等真正風險的注意力。要對“去風險化”給出定義，勢必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本文譯自《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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