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漢工商學院校長孔建益在畢業典禮上的致辭感動了該校1000余名畢業生代表。他透露自公布手機號以來，收到了大概兩萬條同學們的短信，并全部給予了回復。雖然回復起來很累，但是很值得。因為通過短信交流能夠和同學們心連心，共同發現學校的不足，共同推動學校的發展。“這是我作為校長，感到特別高興、特別自豪的時刻，謝謝大家對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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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幾乎一致的稱贊已經說明孔校長做法的可取和可貴。此時，與其畫蛇添足再予炒作，不如換個視角，追問一下回復學生短信、關心學生訴求等校長原本的分內之事，為何會成為網絡時代的“新聞”？對這一問題的探究或許更有益于中國大學管理體制的完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新聞的第一要素當然是事實。孔校長回復學生兩萬條短信首先就是以基本“事實”示人而引人注目的。兩年內兩萬條的信息回復，就數量上看也相當令人震撼。
新聞的另一要素是“時效性”。這個“時效”其實是由兩方面所組成：一是“新”或“新鮮”，它是以“少見”為特征的；一是時間的橫斷面，或可稱為“新”的共時性背景，也正是由這個背景襯托出了新聞的“少見”和“新”。
套用到有關孔校長的新聞上，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在當下這個時間的橫斷面中，孔校長的這種做法在大學校長中是比較“少見”的，所以才有“新”的價值凸顯。
事實上，在上世紀初的大學中，校長與學生的聯系一直都是緊密的。北京大學原校長蔡元培就時常與學生交流，傅斯年等學生寫給他的信以及有關北大學風、學術走向的反思早已成為中國現代大學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獻。
1940年10月，任職某大學校長的植物學家、中國現代植物學奠基者胡先骕曾對學生說：“很多大學學生一生只能見到兩次校長，第一次是開學，第二次是畢業，你們卻可以經常見到我，這是你們的榮幸。”胡先生同時也是一名執著于培養學生的“伯樂”，中國植物學界的許多著名學者都是他的學生。
可以說，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大學校長與學生、教師之間的關系仍未疏遠。彼時，稱校長、處長和院長一律為“老師”可謂天經地義，完全沒有如今天這樣，只有稱“頭銜”才仿佛表示“尊重”或“懂事”的尷尬。
當然，大學擴招后，校園內動輒聚集數萬名師生，加之遍布城市各處甚至跨省份的校區，也從客觀上影響了校長與師生面對面的交流。
然而，物理距離不是主要的，關鍵是心理距離或情感鴻溝的形成。而心理距離的產生與行政級別的強化相關，也是大學過度行政化帶來的負面效應。
從現有的大學體制看，可以分為校級、（學）部級、處級、院級和系級，其下是教師，而后者也在分級，即便是正教授也有多個等級；教師以下才輪到學生。從中不難看出，校長與學生的距離有多遙遠，中間橫亙著多少道“山梁”。
因此，有網友出于務實考慮并不同意孔校長的做法，他們認為學校管理之事，校長無須事必躬親，只管督促中層領導即可。殊不知所謂“抓大放小”看上去很美，卻并不適合現有大學體制。
如果校長只抓諸如戰略之類的“大事”，很可能導致兩種后果：一是政策無法得到落實，中層之間相互推諉扯皮而不真正作為；二是助長校長浮夸、不務實的官僚作風，進而影響大學內部的行政風氣。因此，“學校無小事，師生事最大”應該成為大學各級領導遵循的基本管理原則。
不過，在對孔校長持之以恒、事無巨細的做法三致意焉之時，也不能不思考當下大學行政體制和管理方式與學術或文化機構特性本身不甚協調的問題。
大學既然被定位為“學術共同體”，“學術”又是需要平等討論的，其首要原則就是平等；教育也一樣，它的目標包括養成人格平等和機會均等的習慣。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多層級和過強的等級意識都是對現代大學的學術追求或教育理想的妨礙和傷害。
值得注意的是，孔校長是從公辦高校轉到民辦高校后采取這種工作方式的，這或是民辦高校在管理體制和方式改革上啟發公辦高校的地方。
現在看來，大學管理需要糾正與“排行榜”相關的公司化傾向，擺脫以“數目字管理”為內容的所謂“高大上”的套路，放下身段、眼光向下，將政策落實到地面、落實到學校里的每位師生才更有實際意義。
具體到校長的管理作風和行為選擇上，至少應該將如今無緣一見校長的“常態”，轉變成為經常可見到的“正常態”。這既是所有師生和大學從業者一點小小的希望，也是大學管理向現代大學靠近積極而重要的一步。
（作者系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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