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熱聞】《認知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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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戰現在被看作是現代戰爭中自己的領域。除了由環境定義的四個軍事領域（陸地、海洋、空中和太空）以及連接所有這些領域的網絡領域之外，最近發生的打破地緣政治力量平衡的事件表明了這個新的戰爭領域是如何出現并被投入使用的。它在全球舞臺上運作，因為整個人類現在是數字連接的。它使用信息技術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機器、網絡和系統。它的目標很明確：我們的情報，既要考慮個人也要考慮團體。攻擊的定義、結構和組織是為了改變或誤導領導者和操作者、整個社會或專業階層的成員、軍隊成員，或者在更大的范圍內，改變或誤導特定地區、國家或國家集團中全體人民的思想。認知性侵略是無止境的。它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目標，并適應正在使用的其他戰略：領土征服（例如一個接壤的地區、半島或島嶼群）、影響（選舉、煽動民眾騷亂）、服務中斷（國家或地方行政部門、醫院、緊急服務、以及衛生、水或能源供應）或運輸（空域、海上咽喉...）、信息盜竊（通過非自愿披露或分享密碼...）等等。認知戰是利用技術工具改變人類目標的認知的藝術，而這些目標往往不知道有這樣的企圖--那些被賦予反擊、最小化或管理其后果的人也不知道，他們的機構和官僚反應太慢或不充分。1 幾個定義因此，認知戰是一種非常規的戰爭形式，它利用網絡工具改變敵人的認知過程，利用心理偏差或反射性思維，并挑起思維扭曲，影響決策和阻礙行動，在個人和集體層面上都產生負面影響。這顯然與網絡戰（cyber warfare）的概念有關，網絡戰利用數字信息工具來獲得控制權，改變或摧毀上述工具。然而，認知戰超出了信息的范圍，以個人大腦對這些信息的反應為目標。因此，它超越了涉及計算機工程、機器人技術和程序的網絡戰的人類后果；認知效果不是行動的副產品，而是其目標。雖然技術工具是實現效果的媒介，但這個目標是獨立于用來實現它的技術的。一種思考方式是，一方面是 "心理-社會-技術戰（psychological-social-technical warfare）"，另一方面是使用網絡手段的 "影響戰"。具體到軍事方面，它涉及到使用一種戰略，旨在進行戰斗、監視和/或安全行動。相關概念還有其他定義。"認知戰（Cognitive combat）"與實際的、局部的和臨時的使用戰術工具來影響認知有關。這是在一個更大的戰略內，旨在與認知目標交戰。對于進攻性行動，它的特點是以騷擾為中心的方法，系統地利用弱點，而在防御性態勢中，它涉及使用類似工具發展彈性和預防能力。"認知沖突 "的概念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概念，當背景被普遍化，認知過程的對抗是規則。但這個概念仍有待于理論化。2 認知戰就在我們身邊一些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機構或公司，包括恐怖組織、侵略性宗教運動等，已經在使用認知戰爭，并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而且不一定在這個名稱之下。這些行為者包括為數字情報部門工作的專業和高度勝任的單位，以及從事與他人競爭的行業機構和公司，或在更常規的營銷和操縱潛在客戶的領域。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其目的都是為了支配、建立自己的優勢，甚至是征服和破壞。今天，這些做法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于政治領導人不能再忽視其重要性。自2017年以來，"認知戰"一詞在美國就被賦予了這一含義，特別是描述了一個國家或有影響力的團體可用的行動模式，以尋求 "操縱敵人或其公民的認知機制，以削弱、滲透、影響，甚至征服或摧毀它"。雖然這一廣泛的任務一直構成戰爭藝術的一部分，但在這里我們有一門需要進一步闡明的新學科。它是與信息戰相關的較新的網絡技術和軟實力的人類組成部分的結合，以及心理作戰（或PSYOPS）的操縱方面。它們通常涉及到對現實情況的偏頗介紹，通常是通過數字改變的，目的是為了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新的通信工具現在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為新方法和新目標開辟了道路。這種復雜性的增加應鼓勵潛在的受害者發展出一種持續的復原力姿態，即使在大多數情況下，受害者通常意識到他們被攻擊時已經太晚了。這種認知戰的方法已經引起了世界各地武裝部隊的注意，包括戰略和行動兩個方面，其中一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發達。它目前還沒有被既定的道德考慮和理論所涵蓋。隨著數字戰略決策助手的到來、新的作戰領域以及大數據和分析技術的入侵，認知戰爭在信息、戰爭游戲和行動領域有了很大的擴展。它現在正蔓延到使用數字信息的所有領域，包括悄悄實施進攻和防御性使用、認知損耗和旨在保護目標人群的防御性措施。它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攻擊過程以及反擊和預防措施的組合。3 理論化新的理論正在被開發出來，包括那些涉及復原力或神經科學的弱點、對認知偏見的利用和認知錯誤的可能性、對感知的操縱、我們的注意力如何被壓倒或被引導，以及認知壓力的誘發。所有這些都會對我們的精神敏銳度、社會關系和動機以及組織的效率產生可預見的后果。這些早期的概念性努力引起了許多研究人員和軍事思想家的注意。其中包括神經倫理學家詹姆斯-喬達諾（James Giordano），他將大腦描述為21世紀戰場的場所，并研究了神經科學的武器化問題。戈德費恩將軍指出，我們已經從消耗戰轉向認知戰，巴納克上校談到了虛擬戰爭的概念，國防情報局的斯圖爾特中將將現代戰爭視為認知戰場，笛卡爾將軍將指揮和控制戰略過程描述為一個認知三角，涉及知識優勢、網絡信心和決策優勢，所有這些都有助于指導戰略以實現指揮官的目標。由于規劃和開展行動的認知方面正變得越來越重要，北約盟軍指揮部轉型的Remanjon上校研究了人腦現在是否是終極戰場。最近，在Dean S. Hartley9和Kenneth Jobson(2021)最近出版的一本關于認知優勢的書中，戰爭的第六個領域的理論基礎得到了發展，將技術層與被視為人類智能通過技術中介的全球代表的無球層聯系起來。4 基本原則認知戰是將信息戰的所有要素--包括心理學和神經科學方面，以系統學和復雜性為基礎--用于軍事行動。它位于迄今為止被單獨管理的兩個行動領域的交叉點：一方面是心理服務和影響行動（軟實力），另一方面是旨在削弱或摧毀物理信息資產的網絡行動（網絡防御）。這種交集使我們有可能將來自不同的科學、軍事或情報界的概念和觀點結合起來，帶來一種跨學科的方法來研究新技術如何影響人類。圖1：認知戰與心理作戰的區別（包括廣義上的實際心理作戰和其他非動能行動，如影響行動和軍民合作（CIMIC））。主要目標不是作為戰略的輔助手段，也不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而是通過改變觀念，對敵人群體的所思、所愛或所信發動戰爭。這是對敵人的思維方式、思想運作方式、看待世界和發展概念思維的戰爭。所尋求的效果是改變世界觀，從而影響其心靈的平靜、確定性、競爭力和繁榮。既定的目標是攻擊、利用、降低甚至破壞某人如何建立自己的現實、他們的精神自信、他們對過程的信任以及團體、社會甚至國家有效運作所需的方法。雖然它的技術方面（網絡）有些不同，但它是心理戰（PSYOPS）的伴奏。5 行動的層次認知戰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研究：一個是全球視角，一個是基于現有工具的視角。第一個觀點旨在促進一種尋求操縱思想的文化，或在另一端旨在建立起復原力和全球安全。它既是為了告知和訓練那些最有可能成為不懷好意的行動或意圖的目標，也是為了使用認知工具來對抗這種行動。認知層面既基于對相關參與者心理的了解，也基于對特定人群或群體的社會心理學的了解，以及文化對不同參與者的決策和理性的影響。第二個層面更具體地與認知的各個領域相關，例如包括決策/非決策二分法、認知錯誤和偏見、感知和幻覺、控制論和控制的缺失或喪失、影響力和軟實力、心理學和網絡心理學、用戶和系統之間的互動、機器人和無人機、自主權和與新技術相關的倫理、 動機及其喪失（放棄和絕望），道德和價值觀的沖突，心理學和宗教，在創傷后護理或有人斷氣后精神支持的緊迫性，網絡安全和人類的可靠性，以及指揮和控制（C2）的認知方面，涉及相當多的其他考慮，包括多領域和多文化方面。6 防御性姿態7 向人類領域邁進？8 行動手段圖2：人類和技術領域的互補性以及它們與其他領域的互動方式9 利用移動網絡能力為未來做準備10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