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國家統計局發言人表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國內經濟仍處在恢復之中，恢復不平衡現象仍然存在，疫情防控壓力仍不容忽視。上游價格的上漲，對于下游企業的經營壓力也在加大。
大宗商品價格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出現強勁上漲行情，今年以來又出現了一波強勁的上漲行情。除了螺紋鋼這樣一個有代表性的案例，這一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是全面的，包括農產品、黑色、有色和能源化工，這四類產品漲幅都非常驚人。
在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飛漲的同時，全球性的物價上漲在所難免。但是，當人們更多地關注“通脹”問題之時，恐怕更該給出提示：當下最為危險的經濟趨向不是“通脹”，而是“滯脹”。同時需要指出：通脹和滯脹屬于完全不同的經濟現象，治理方式也存在截然不同差異。
中東戰爭拉高石油價格，而石油價格暴漲則從成本端嚴重推高全球消費品價格。鑒于國際石油交易以美元計價結算，所以石油價格大幅上漲，一方面增加國際市場美元需求，美國因此獲得了巨額“鑄幣稅”;另一個方面嚴重提高制造業(實體經濟)的生產成本和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從而抑制全球經濟需求，并導致經濟衰退。這才是當年全球經濟“滯脹”的根本原因。
用什么方法治理這樣的“滯脹”?結束中東戰爭。但美國沒這樣做，里根和撒切爾偷換概念——把“滯脹”解釋為“通脹”，并放任美聯儲以大幅提高聯邦基準利率的方式去抑制所謂的“通脹”。結果是什么?美國本土制造業、實體企業哀鴻遍野，并在資本市場掀動了一輪“兼并收購熱潮”，制造業企業變成了金融家手中的賺錢工具。
美國為什么這樣做?誠如保羅·沃爾克所說：這是政治。什么政治?構建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第一，用高利率把美國本土制造業驅趕到勞動力、自然資源較為廉價的發展中國家，使美國站在經濟頂端;第二，以金融控制全球制造業，以美元購買全球制造業商品;第三，發展中國家用對美出口順差(美元)購買美國國債或其它債務，讓美元回流美國本土，同時美國貿易逆差恰恰是美國獲得的、更大規模的“鑄幣稅”。這樣一種經濟循環被稱為“全球經濟一體化”，而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稱之為：美元的債務經濟循環模式。
為什么要回顧這段歷史?因為今天的問題與當年很像。石油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勢必壓制實體經濟、制造業的投資需求，而物價上漲勢必壓抑老百姓的生活消費。兩者相加，物價上漲、經濟衰退。但不同的是：當年殘害的是美國和歐洲的制造業，而今天將傷害的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
所以，中國現在可能更應該采用防范“滯脹”的方式去應對，而絕不能采用治理“通脹”的去方式應對。從宏觀經濟政策上說，治理“滯脹”需求的是“保增長、扛通脹”的手段。即以相對寬松的政策確保制造業企業活力，確保國家經濟活力的，同時以增加國民收入的方法確保國民消費能力。
必須懂得：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首先應當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機械教條地維護貨幣穩定。實際上，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中國物價的確出現了不小的漲幅，但如果經濟增長、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快于物價的上漲，那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樣可以獲得相應的提高。
在美元霸權暫時無法破除的現實條件下，中國經濟的被動性或不可避免。而面對現實最好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應當是：讓老百姓的收入和物價同步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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